跳脫文字的迷障

長久以來，臺灣的地名研究深陷文字迷障裡。人們總是透過地名的字面來「望文生義」，結果往往是穿鑿附會。一個地名之所以存在，是因為有音，而不是因為有字。大多數臺灣地名的聲音已傳頌數百年之久，但其字面的確立卻是 1904 年、1920 年、甚至更晚近的事情了。在此之前，地名大多沒有固定的字面，多數人們甚至不知道字面。然而這完全不影響人們對於地名的認識。


在地名文字化的過程中，如果根據不同的語音系統來書寫，同一個聲音往往可以成為不同字面。 一旦採取其中一套語音系統的書寫方式做為標準字面，當其他語音系統再根據這個字面發音時，便與實際發音產生脫節。尤其是，字面本身總是與另一種意義產生連結，使得字面新義蒙蔽了承載於聲音中的原始意義。因此，「聽音辨義」才是追尋一個地名意義的正確方法。至於那些在漢字堆裡「望文生義」的討論，總是誤入歧途。

以下我便舉一個淺顯的例子，說明上述概念。屏東縣的 Sotimour，清時根據福佬話寫成「山豬毛」。從字面上來看，很容易便可對其意義做出解釋：當地大概盛產山豬毛吧？不過到了戰後，這個地名根據華語寫成「三地門」。不知道這個地名曾寫成山豬毛的人，仍可輕易從字面尋求解釋：當地大概是進入三個地方的大門吧？有些人說不定還可以引經據典，「找出」究竟是哪三個地方呢！很不幸的，這個地名的意義與山豬毛或三地門的字面意義都無關，因為這是一個排灣語地名。想要瞭解這個地名的真實意義，就得回到這個聲音在排灣語中的意義。

或許有人會說，排灣語畢竟不同於漢語，才會造成這種情形。事實上，漢語語音差異造成的字面差異，仍是族繁不及備載。以屏東縣的「高樹下」為例，這個地名的原始發音是用客家話。福佬人聽到客家人的發音後，用福佬話的語音系統寫成「高士阿」。換言之，這個地名在清代時有兩種寫法並存。後來日本人採用前者，簡化為「高樹」。如果日本人採用的是後者，那麼現在這個地名就是「高士」了。傳統的地名研究者說不定又會解釋成：從前有位高人隱居到這裡，故稱高士。說不定還可以從古詩詞中「找出」這位高人是誰呢！

「高士阿」是以福佬話書寫客家地名，「車城」則是以客家話書寫福佬地名。「車城」的客家話發音，相當於福佬話的「柴城」。後者才是這個地名的原始意義，也就是：以木柴築成的防禦設施。後到的客家人聽到這個聲音，以客家話寫成「車城」。如果從字面上來望文生義，便要解釋成：以牛車圍成的防禦設施了。如此便是深陷文字的迷障裡。

或許有人還要辯稱，福佬話和客家話可以算是不同的語言，才會造成這種情形。事實上，即使是福佬話內部的方言差異，都足以導致字面的不同。臺灣西部沿海有好幾個地方都叫「山寮」，但是海邊明明沒有山呀。我認為，這個地名的意義應該是「汕寮」。「汕」這個音的變調，多數臺灣福佬人發下降調，但是「海口腔」發高平調。變調發高平調的「汕」在多數臺灣福佬人耳裡，像是「山」的本調，導致訛變。相同的例子還出現在外傘頂洲北端的「統山洲」，若要解釋成海上有山，實在不通。

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，但已足以說明：音在則義存，而字面多是後加的。因此，研究地名絕對要跳脫文字的迷障，講究「聽音辨義」原則。從更大的視野來看，任何詞彙意義的考究，何嘗不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