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失敗的研究構想（一）

中研院院士林南說過一個故事。當他剛拿到博士學位時，曾趁機向社會學大師 James Coleman 討教：如何寫作才不會被退稿。他心想，著作等身的 Coleman 大概有什麼訣竅吧。只見 Coleman 不發一語，轉身打開研究室裡一個超大書櫃。書櫃裡的稿件堆積如山，幾乎塞爆。林院士楞在那邊摸不著頭緒。於是 Coleman 淡定地說：「這些都是我被退稿的稿件」。

我寫過的文章也許不算少，但是被我自己退稿的構想或未成品恐怕更多。最後人們看到的都是脫穎而出的完成品，看不到那些被放棄的構想為何失敗。以前我曾在這裡寫過許多創意，由於被剽竊得很厲害，後來我學會自我保護（見〈10週年紀念〉）。不過，這個空間如果用來展示「退稿書櫃」，讓大家看看那些失敗的構想為何失敗，不必重蹈覆轍，那倒是不錯。

我曾說過，一百年前臺灣中南部的死亡率遠高於北部，甚至可達到兩倍。這對社會帶來什麼影響呢？我有個推測是這樣的：在死亡率高的環境中，去讀書而不事生產的機會成本較高。因為家庭供養一個人去讀書，是期待完成教育後能為家庭帶來更大貢獻。但是死亡率愈高，愈可能還沒開始回饋家庭就發生不幸，投資付諸東流。於是，人們投資教育的意願愈低。

1980年人口普查的個人資料檔似乎可用來檢驗這項推測。若以個人出生時本籍地的死亡率為X，其教育程度為Y，統計上果然有很顯著的負相關。亦即，出生時本籍地的死亡率愈高，其日後取得的教育程度愈低。而且，對於愈高的教育程度而言，死亡率的預測力愈強。下圖是彙整1906-1945出生者的總圖。若將出生年細切，圖像大體上一致。

這麼棒的結果，怎麼會被我自己退稿呢？因為，本籍地終究不是出生地。1980年人口普查只調查本籍，沒調查出生地。當年的戶籍制度仍是本籍主義，不重視出生地。我當然可以唬爛：日治時代出生者的出生地，戰後會登記成本籍地。這樣去拐騙外國人的話，還蠻容易成功。但是，我說服不了自己，因為我查過法規。

1946年1月3日公布實施的戶籍法第17條規定：「妻以夫之本籍為本籍，贅夫以妻之本籍為本籍。」1954年12月18日修正第17條，放寬規定為：「妻得以夫之本籍為本籍，贅夫得以妻之本籍為本籍。」我們似乎可以說：招贅婚很少，若只分析男性的話，本籍地仍可視為出生地。問題是：本籍地是可以變更的。根據第18條，若遷移後有久住之意思，可以「轉籍」。好了，一擊斃命。

就這樣，即使統計分析的結果很漂亮，但關鍵環節不乾淨，於是被我自己退稿了。